中国电影二十五年

来源:小九直播下载    发布时间:2024-06-23 22:21:10 881

  评审席上,张艺谋被其他评审团团围住,大家正在为两部电影哪部应该拿最高奖项金熊奖而僵持不下。

  之所以这么问,因为这两部电影,是李安的《喜宴》和谢飞的《香魂女》,都是中国人拍的。

  评奖结果出来,两部中国电影,都拿了金熊奖。三个月后的法国戛纳,陈凯歌带着张国荣和《霸王别姬》,又拿下中国第一个金棕榈。举国沸腾。

  谁会想到,25年后,跟张艺谋、陈凯歌都合作过的编剧芦苇,会满怀伤感地惋惜:

  拍《霸王别姬》和《活着》的时候,我特别高兴,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。可是没有想到,那就是我们的终点。

  当时,张艺谋刚从北电摄影系毕业,想留北京,却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。到南宁后,张艺谋暗暗发誓:一定要干出成绩,让学校请他回去。

  陈凯歌毕业去了北京儿童制片厂,进厂就任副导演。1983年,广影厂厂长魏必达请陈凯歌导戏,给他两个剧本,陈凯歌选了陕北题材的《深谷回声》,还提了一个要求:摄影能不能让张艺谋来?

  不久,拍完《一个和八个》的张艺谋,往包里塞了一张照片,坐火车去了北京。那照片是陕北大鼓,几十个汉子一起打,场面宏大,黄土飞扬。陈凯歌看了,觉得震撼,就把电影名改成《黄土地》。

  《黄土地》在冬天开拍,零下20度的北风中,摄影张艺谋穿一双绿胶鞋,袜子都没有,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。晚上跟陈凯歌住进窑洞,睡土炕,听陕北老汉唱民歌,拉家常。

  这一年,张艺谋33岁,陈凯歌31岁,陕北的冬天干冷、荒芜,就像那些年的中国电影,还没从样板戏中缓过来。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,不洗不漱,玩了命要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。

  《黄土地》拍完,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,摆在路中间,恭敬地对鞋说:

  当时的中国电影就像这帮年轻人一样,除了一双踩烂的鞋,就剩一双没鞋的脚,路全得自己趟。

  在国内,《黄土地》拿了金鸡奖最佳摄影,国际上,拿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。中国电影上一次在国际上露脸,还是20年前,谢晋导演的《红色娘子军》。

  最终,《黄土地》成为中国“第五代”导演崛起的代表作,但张艺谋不甘心只做摄影的“张大师”。

  1987年春天,张艺谋等来了《老井》。导演吴天明觉得张艺谋有农民气质,就问他:敢不敢演男一号?

  吴天明定了张艺谋做主演,剧组炸了锅,人人反对。张艺谋也不说什么,背起铺盖卷,就住到了太行山下的村子里,剃了光头,穿上大腰裤,每天光着膀子挑水、背石板、打猪食槽,干了两个月。

  开拍后,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,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,拍完后饿得差点晕倒。

  1987年,《老井》上映,张艺谋一个人拿了金鸡、百花两个影帝。摄影和演员的最高奖都拿了,张艺谋决定做导演。

  张艺谋想拍《红高粱》,就到北京找莫言买版权。见到莫言,张艺谋还没开口,莫言就说:你真像我们村子里的人。

  《红高粱》开拍前,莫言带张艺谋回到老家山东高密,挨家挨户发动老乡,将胶河岸边的100多亩地,种满了高粱。

  1988年,汤臣集团的徐枫拿着《霸王别姬》的小说找陈凯歌时,张艺谋带着《红高粱》,在柏林拿下了中国第一座金熊奖。

  1993年,从柏林回国后,张艺谋带着剧组,匆忙赶到西安,他要给即将开拍的《活着》中的“福贵”选宅子。

  几个月前,张艺谋的文学高参王斌,抱着一摞小说,气喘吁吁地扔给张艺谋,指着最上面一本:这篇还没发表,余华催着要,你快看看,最好明天就还我。

  那篇小说就是《活着》,用整整一夜看完后,张艺谋开始犹豫了,到底拍余华《河边的错误》,还是这部《活着》?从6月纠结到11月,张艺谋终于下定决心:拍《活着》。

  《活着》的剧本,张艺谋让余华来来改了三四遍,基本都是为增加巩俐的戏份。巩俐也很珍惜:我要在35岁前嫁给张艺谋,给他生4个娃儿。

  这一年8月,拿到100万美金投资的姜文,在北京宣布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开机,开机那天,现场挂一副对联:阳光永远灿烂,朔爷永远牛逼。

  拍完《大太监李莲英》,脱下戏服,27岁的姜文突然想当导演了,他跟王朔熟,到王朔家串门,王朔塞给他一本《收获》,上面有王朔的新小说《动物凶猛》,姜文带回家,从半夜两三点看到天亮,激动得不行: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,拍成电影。

  姜文拍电影只看质量,不计成本,为了剧本中简单的6行字,他可以动用20辆坦克、10多架飞机,以及上千群众演员。

  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开机一周,投资人给的定金就花光了,姜文只好厚着脸皮,到处欠账。

  更让姜文雪上加霜的,是一家云南地产公司的突然撤资,使得电影拍摄几乎进行不下去了。没有投资,姜文就自己垫钱,最后所有积蓄都用光了,刘晓庆赶来救急,把自己的存款,连同妹妹、老妈的存折,都交给了姜文。

  1994年1月,用完25万尺胶片后,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终于拍完。在此之前,中国电影用胶片,没有超过20万尺的。

  进入剪辑阶段,后期做了不到一半,姜文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。咬牙坚持两个月,完成了初剪,片长4个多小时,没钱继续剪,也没钱做拷贝,电影只能晾着。

  王朔到处打听,给姜文找来一个法国制片人,看完4个小时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法国人赞不绝口:

  法国人安排姜文到德国做后期,去之前,姜文用家里的摄像机,对着剪接机拍了十几分钟,就用这样寒酸的方式,姜文把样片寄给了威尼斯电影节。

  让姜文惊喜的是,刚到德国第一天,就接到威尼斯选片人的电话:姜文先生,恭喜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。

  9月,电影节获奖名单出来,凭借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刚满18岁的夏雨,成了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。不久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评选出1995年度全球十大佳片,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排在第一,风头十足。

  这一年,成为国际影帝的,还有37岁的葛优。《活着》拍完后,张艺谋带着葛优、巩俐到戛纳参赛,跟昆汀的《低俗小说》、杨德昌的《独立时代》同时入围,最后《活着》拿了评审团大奖,葛优拿了最佳男演员。

  姜文带着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回国首映,很快就引起了轰动。上映后,在一张电影票五块钱的年代,一口气卖了5000多万,成为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。

  1994年七八月间,在张艺谋拍过《红高粱》的宁夏镇北堡,一个腼腆的香港年轻人,在宾馆房间外徘徊,犹豫7天之后,终于叩响了房门。

  这个年轻人是周星驰,房间内的人,是刘镇伟。这时候的他们,正在拍《大话西游》,周星驰找刘镇伟,是要谈自己对电影中孙悟空的看法。

  周星驰想在电影里呈现不一样的表演,刘镇伟告诉他:去看看金凯瑞的《变相怪杰》,好好研究研究。

  之前两人合作《赌圣》,在香港创下4000万的票房奇迹,使得刚刚过去的1992年,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“周星驰年”。这一次,他们拿了6000万港币的投资,想赌一把大的。

  100天后,《大话西游》上下两部,在宁夏镇北堡杀青。春节前,《大线家影院同时上映。

  借着周星驰的名气,两天内票房就卖到了500万,但到了第三天,情况急转直下,观众纷纷叫嚷“看不懂”,看到一半愤然离场,票房也一跌到底,两部加起来,最终只收回5000多万。

  为挽回损失,周星驰和刘镇伟赶紧又拍了一部《回魂夜》,最终票房也只有2000万,惨不忍睹。

  在一片叫骂声中,刘镇伟离开香港,去了加拿大,周星驰则在一片黯淡中咬紧牙关,准备突围。

  这一年,周星驰在香港一家中餐馆吃饭时,认识了名厨戴龙,两人聊了一个通宵。几个月后,周星驰自导自演拍了《食神》,上映后,出乎意料地卖座,成为香港当年的票房亚军,周星驰奇迹般地突围。

  1996年2月,巩俐结婚,新郎不是张艺谋,巩俐告诉她妈:黄和祥很会心疼人。

  张艺谋痛苦不堪,一个人躲到澳大利亚疗伤。期间,他看了一本小说,叫《晚报新闻》。

  张伟平拍着张艺谋的肩膀:所有问题,最容易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,要多少,我给你投。

  拿到张伟平投的2600万,张艺谋顺利拍完《有话好好说》,但到了发行阶段,第一次投资电影的张伟平,也没辙了。从法国电影发行公司谈到国内的公司,最后只卖了800万。张艺谋觉得愧疚,向张伟平道歉。

  1996年12月,张伟平成立“北京新画面”电影公司,正式成为张艺谋的投资人。

  90年代中期,国产电影上座率直线下降,零拷贝电影慢慢的变多,中国电影跌入谷低。

  贾樟柯二十岁那年,看了《黄土地》,便下定决心要拍电影。他自学画画,拼命看电影,考了3次,终于考进北京电影学院。

  为了拍《冬春的日子》,王小帅趴着拉煤的火车,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。

  毕业后,追随着王小帅的故事,贾樟柯筹了20万投资,租了设备,带一帮同学,坐上回老家山西汾阳的火车,用21天时间拍了《小武》。

  1998年秋天,华谊广告公司两位创始人王中军、王中磊商量后决定:转型做电影。随后,他们投了转型后第一部电影——姜文的《鬼子来了》。

  除了读文献,看战争电影和纪录片,姜文还让剧组在北京密云一个武警训练基地军训了一周。

  《鬼子来了》拍得很慢,摄影顾长卫告诉姜文,不能拍成黑白的,因为设备不齐,技术也不成熟,但姜文坚持要黑白的。

  姜文被禁时,一个叫娄烨的年轻导演,把刚刚剪辑好的《苏州河》,寄到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,那时候的娄烨还想不到,五年后,他将面对和姜文一样的命运。

  2000年之前十年,是中国电影刚刚起步的十年,也是导演吃糠咽菜的十年,更是中国导演拿奖拿到手软的十年。

  2001年的冯小刚,经常被噩梦惊醒,不是因为电影,而是因为心脏病。冯小刚很害怕,手边随时备着速效救心丸,怕死的他把正拍的《大腕的葬礼》,“葬礼”俩字都给去掉了,改成《大腕》。

  这个速度让冯小刚很震惊,作为好莱坞三大电影公司之一的哥伦比亚,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,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,要历时几个月,才能送到盖瑞斯桌上,而这一部优秀的电影,从创意到拍板立项,前后不到半小时。

  这一年,在北京电影学院,王小帅、贾樟柯等“第六代”导演被宣布解禁。现场一位官员的话意味深长:

  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,但你们要明白,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。

  20年来,你一直未与内地导演合作过,希望念在同胞之谊,我们合作拍一部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电影。

  可《天下无贼》的剧本审核,还是没有通过,冯小刚只好把目光投向了作家刘齐的《老吴太太》。

  《手机》上映是2003年,这一年,26岁的宁浩,在香港没买手机,给自己买了条金链子。

  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宁浩,带着处女作《香火》,从东京到香港,拿了不少奖。那时候开始,宁浩每拍一部电影,就奖励自己一条金链子。

  姜文回国后,说干就干,拉上好友马珂,成立了“不亦乐乎”工作室,两人分工明确,马珂负责给姜文提供充足的子弹,姜文专心让电影飞起来。

  姜文的工作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,里面有棵松树,姜文跟一帮编剧到树下,经常读剧本到深夜,没有灯,他们就打起手电筒。剧本改到第27稿时,姜文才满意。

  公映后,果然如姜文所料,最终票房只有1800万,亏得一塌糊涂,姜文赚钱是6年以后的事了。

  你这片子卖多少钱不重要,关键是如果挣来钱,我都投给你下一部电影,挣多少我投多少。

  2006年3月11日,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新闻发布会上,当张艺谋说:这是一部为巩俐准备了10年的电影。身旁的巩俐,掩着面,红了眼眶。

  《武则天》的剧本,张艺谋请苏童写了很多稿,但一直不满意,跟巩俐分手后,就不了了之了。10年之后,张艺谋实现了他的梦,让巩俐成为了王的女人。

  选择跟张艺谋硬杠,贾樟柯是故意的。他想看看,在这样一个崇拜“黄金”的时代,有谁还关心“好人”?

  《三峡好人》是贾樟柯在国内上映的第一部电影,他之前的《站台》、《世界》,都没拿到公映许可证。

  2007年6月29日,美国洛杉矶传来消息,导演杨德昌去世,这位拍下了银幕经典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的“台湾手术刀”留下了墓志铭:

  直到去世前3天,杨德昌还在病床上,画新电影的分镜头。比影迷更加伤心的是杨德昌的前妻蔡琴,她无法从难过中抽身:

  杨德昌你怎么能这样走了呢? 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,我们大家一起年轻过、奋斗过。作为一个女人,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。作为一个观众,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纪录者。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,他的付出不会寂寞!

  悲痛还未散尽,紧接着,2008年10月18日,浙江上虞的一家酒店里,谢晋停止了呼吸。

  是他使中国电影成为中国电影。从他三十岁起到今天,半个多世纪当中,他的作品始终深刻影响着中国和中国电影。他是无法替代的。

  十多年间,中国电影大师仿佛上帝按灯般一盏盏熄灭,先是李翰祥、胡金铨,然后是张彻,一个个离开,一个个告别,中国电影里,仅存的一些文人气,自此如风烟散。

  《疯狂的石头》后,让宁浩真正赚钱的电影是《疯狂的赛车》,这次1000多万的投资,是来自韩三平的承诺。

  请周润发和葛优做主演时,姜文仿古人写了两封亲笔信,这是跟谢晋学的,当年拍《芙蓉镇》,姜文就收到过谢晋的亲笔信。

  艺术片导演侯孝贤圆梦之路从来艰难。《刺客聂隐娘》从准备案头,到开始拍摄,用掉了他14年时间。

  这14年里,侯孝贤拍了4部电影,拍一部赔一部。2007年,拍完法国电影《红气球的旅行》之后,侯孝贤陷入了迷茫:

  2012年,《刺客聂隐娘》开拍后,资金常常掉链子,拍了今天,就不知道明天的钱在哪。

  最终,凭借《刺客聂隐娘》,侯孝贤拿下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。《刺客聂隐娘》投资9000万,上映后,票房只有5500万,毫无意外,侯孝贤又赔了。

  中国电影最令人悲哀的东西,就是资本不断地立威,定规则,定格局。对于市场来说,俗就对了,只要俗,就能跟人民币跳舞。

  张艺谋没死,《长城》出品方乐视给影评人发了“警告函”,警告不许乱说。但一年后,一位29岁的艺术片导演,却死于电影。

  年轻导演叫胡波,2016年7月,青海西宁First青年电影节上,胡波带着自己的剧本《金羊毛》走上了创投会的宣讲台。

  这么多年,从来没想过一个问题,电影是什么?电影就是——屈辱、绝望、无力,并使人像笑话一样活着。

  就像《艋舺》里那句台词:我们曾经认为自身是风,最后才知道,我们原来都只是草。

  25年前,中国电影像婴儿刚刚走路,走一步摔一步。90年代,一伙日本导演来北京交流,有导演问:你们是怎样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理解放到电影里的?

  台下掌声雷动,大赞是内行人说话,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电影人,参透了好莱坞票房的秘密,而中国导演还未开悟。

  早些年,和“作家”一样,“导演”是个让人敬畏的词,如今电影没那么多的敬畏,倒像是一场娱乐。一代代电影人出发、迷茫、挣扎、寻找,一场场电影梦诞生、变质、破碎,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变为无可奈何。

  从1993到2019,25年过去了,有的人自以为握住了时代的脉搏,却被时代遗弃,有的人认为自身是时代的弄潮儿,而时代只是将他戏耍一番,有的人自始至终站在一个方向,却被现实磕得头破血流。